1960年我考入四中读高一，那时老二，大妹徐江已是四中初二的学生了。当我进入高三，徐江已读高一。老三，小妹徐淑雨在四中读初一。1963年我从四中考入大学后，小弟徐强也进四中了。我们一家姐弟四人都曾就读四中，期间都也曾有机会进一中或一女中，可是妈妈总认为四中是一所好学校，学习环境好，教师认真负责，还是坚持把4个子女都送进了四中。于是，我们姐弟四人与四中结下了不解的缘分。上个世纪末，我与原四中的吴金荣老师相遇，虽然都已过知天命之年，但他还是兴奋地大呼，：“你们徐氏三姐妹可是四中的名人啊！”（我读大学后小弟才进四中）

  四中，是我们青少年时期美好而神圣的殿堂，那里有美丽的校园，学识丰富，儒雅而又和蔼可亲的老师，快乐的课余生活，亲密的小伙伴。

  在四中，我们姐弟四人都学习优秀，都是学生干部。我是学生广播站站长，掌管着每天升旗，课间操，播送自己采编的简单的学校新闻。高二时，刚从大学毕业的戴寿伦老师教授我们语文，培养我们成了当时的“文学青年”。根据他的指点，我读了大量的中外名著。尤其不能忘怀的是当时管理学生图书馆的程云霞老师。因为我常在课余帮助她写读书心得，办读者园地，她对我借阅图书就大开方便之门，无论何时，我都可以借到5本图书。所有这些，为我打开了文学的大门。我和同学陈柏生，蒋红娟等人自发办了一本名为《红蕾》的小册子，自己写文章，刻钢板油印。当我们把装订好的小册分发给爱好文学的同学时，俨然成了一个“作家”和“编辑”，成就感自豪感油然而生。到了高三，儒雅的瞿文渊老师教我们语文。他常常把我叫到办公室去面批作文，使我得益匪浅。他的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对我帮助尤其很大，以至于后来进了大学学古代汉语时出现的一些知识点，常常是我中学就学过的，使我更怀念瞿老师。

  我的大妹徐江曾经是四中的学生会主席，团委委员。她学习成绩优异，每次数理化考试几乎都得满分，在师生中享有很高的声誉，似乎在未来的高考中应该是非清华大学莫属。可是当高考揭晓时，她却意外的落榜了。这个消息震惊了我们全家，也震动了四中的老师们。后文革中大字报批判当时的校长欧阳儒昭和陈科书记亲自去省教育厅查卷了，当得知徐江考得高分却 因为家庭政治原因而不被录取时，无不扼腕叹息。徐江作为学生干部，擦干眼泪，不顾妈妈的反对，毅然决然地报名到新疆去。正在全家一筹莫展时，她原先的班主任董寿初老师在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兴奋地跑到我家，送来了好消息:无锡教师进修学院办了一个进修班，把全市一些成绩优秀而由于政治原因落榜的学生集中在一起，为无锡的中学培养后备力量。董老师带来的消息无疑使我家转悲为喜。妈妈直到87高龄时说起四中，都满怀深情地说：“多好的老师啊！”今天看来，无锡教育局的此举是有远见的。虽然1年多后由于文革学校惨遭解散。但这些学生在文革后经历了下乡的洗礼，最终回城大都成为了优秀的教师。徐江也当上了中学教师，并晋升为高级教师。

  小妹徐淑雨是四中连续几年的“老班长”，而尤其突出的是她乒乓球打得好，得过无锡市少年女子单打冠军，经常代表无锡市参加江苏省比赛，是获得省女子团体亚军的主力队员，个人也获得过省女子单打的第四名。还和同校的俩位同学代表四中参加了江苏省中学女子乒乓球比赛，并获得了团体全省第三名的好成绩，为学校争了光。难能可贵的是，每年要脱课10多天去外地参加省比赛，但回校后考试仍能成绩优秀，她也是学校的名人。学校的教工乒乓室只有她一个学生能进入，老师们都喜欢找她练球。下放农场后还获得过南京军区乒乓球女子单打亚军、解放军第三届全国运动会乒乓球混合双打第六名（农场后属解放军管变为建设兵团了）。凭这一技之长使她早早离开农场就进城了。一切荣誉当归功于无锡市少年体校和四中的培养。

  小弟徐强进四中时，我已考进大学。很巧的是，我大学的学姐沈惠娟高我两届，她成绩优秀却在临毕业前放弃考研究生而回到无锡，进四中当老师并当了徐强的班主任，徐强是她的班长。后来暑假我回锡偶遇沈学姐，她才知道徐强是我的小弟。她曾不无赞赏地对我说：“徐强虽是初中生，但作文水平可与高中生比肩。”

  文革结束后，两个妹妹都分别从农村、农场回到了无锡，父亲的所谓政历问题得到平反，徐强因父亲退休而顶替到了上海。随着拨乱反正，国家百废待兴，俩个妹妹都走上了教师的工作岗位。我担任了无锡商业职工中专，无锡商业技校的副校长，得到过全国优秀教师的荣誉。而徐强更是优秀，在数以千计的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考取了英国诺丁汉大学攻读硕士，在那里学习的同时，他曾向大学师生做过 《改革中的上海》的演讲。后又被政府派到哈佛大学短期进修。回来后一直在上海市政府工作并担任了局级领导干部。当年他为时任上海市市长江泽民写的发言稿中的一句话“今日的上海，机会与挑战共存，希望和困难同在”曾被解放日报采用作为通栏标题。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一直被全国各大报刊引用。

  所有这一切，都是和国家改革开放的脚步同步的。我们深知我们个人是渺小的，没有社会的进步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同时我们也感恩四中，在我们的青少年时期，是四中给了我们良好的教育，使我们养成了爱学习，善思考的良好学习习惯。如今已过去五十多年了，我们也都已是花甲或古稀之人，回忆起四中的老师们仍然是历历在目：教学严谨踏实而不拘言笑的潘仁俊老师；自学成才，教的一口纯正俄语的陈冀亮老师；毕业于北大，风度翩翩才华横溢的周建平老师；幽默风趣的陶豪伦老师······。现在，这些老师不少已经作古，若健在的，也都是耄耋老人了。我们衷心地祝愿，健在的健康长寿，作古的在天堂安息。写到这里，我想起了纳兰容若的诗：“人生若只如初见”。四中的老师们，永远如我们初见时那样年轻热情，充满才华，朝气勃勃。在我们心中，四中是与我们血肉相连的母校，老师们是我们永远值得崇敬的。

  此情可待成追忆，当时只道是平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