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在一中初中毕业，想考南京建工，结果分到了四中，高一2班，班主任姓张，教化学，带全班去农村劳动，那片农田就在现在的沪宁城际铁路旁，现在已是一住宅区了。当时班上同学的年龄分布相差达10岁，几个年小的只有14岁，现在来讲应属童工，收工回校路上，一个班干部走到班主任旁，欲说还休、吞吞吐吐的样子，说“某同学，砍一棵草，18刀，还没砍下来。”班主任回了一句“数18刀时你在干什么？”，那个打小报告的碰了一鼻子灰。差不多54年了，至今还记得。

当时的高一2班有50多人，到高二时（61年）只剩20多人了，维持了半年，高二下学期就一分为二，分别并入一、四班。

高一的语文老师姓高，记得61年，看过学校工会给他办的退休证书。他课外给我讲陆游的诗选，第一首是：陆游的《新夏感事》

百花过尽绿阴成，漠漠炉香睡晚晴。

病起兼旬疏把酒，山深四月始闻莺。

近传下诏通言路，已卜余年见太平。

圣主不忘初政美，小儒唯有涕纵横。

公元1163年39岁的陆游，听说宋孝宗即位之初下诏广开言路，流泪预测来年天下平安。

可见古人把“广开言路”与“天下和谐”互为因果。

左流横行时，50年代向前苏联一边倒，学校外语只开俄语。60年开始设英语课，当年的新生，1、2班是英语，3、4班是俄语。我们2班的英语老师是张大川先生。据说他原来是教数学的，可能当时英语缺师资，才改科的。我看过他的备课本，有边复习边教的痕迹，他的板书很漂亮，开学没多日，他上公开课，那时的英语课本开始就是“Long live xxx”，后面有“我是、你是、他是、她是”等，记得张老师叫我起來说“我是…”，我一紧张，脑中只有中文的“是”，结果说成“I is…”，他无奈叫我坐下。多年后我才知道，一堂公开课对一个老师来说是多么地重要，却被我搞砸了，至今深感内疚。

1962年下半年，高三4班，语文老师是瞿文渊先生，有次，瞿老师在我的一篇作文上的一大段批了许多字，有“用词不当、语法错误、…”等等，全是批评的话。在他教我的一年中就这一次。

那次我是偷懶，从报纸上抄了一大段来凑字数，抄的是当时刚开过的八届十中全会的公报。后来据说那是胡乔木起的稿。而老师批的恰恰是这一段，而且批得很有道理。虽说胡对钱钟书、杨絳不错，但其本性上是个左棍。那作文本我一直保存到66年，文革开始，我就把它烧了。

高二下学期拆分到4班，教语文的是班主任戴老师。他那时年纪轻，上课时会背一些宋词，如辛弃疾的《青玉案》…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如柳永的《雨霖铃》，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

他还谈起过李希凡、蓝翎。

我对李、蓝两人看法的改变是在1968年底。当时被暂时安排在周扬家乡一个瓷厂的职工宿舍里，一座建在一小山丘上的统子楼，砖木结构，不久前曾经历过武斗，留有火烧过的痕迹。了解楼房环境时在一垃圾堆里拾到两本书，其中之一是俞平伯先生的《红楼梦研究》，没有封面，原样保存至今。看了那本书才知道俞先生了不起。李、蓝马仔而已，后来李官运亨通，蓝翎却被打成右派。

上学期间最不爱的课是政治，但是至今不忘的是第一个政治老师，姓胡，一位男青年。1957年反右时正在无锡市一中上初中，新开了政治课，胡老师用批判知识分子修身养性的形式详细介绍、解释了三句话，＜独善其身＞、＜能忍自安＞、＜知足长乐＞。这三句话五十多年来始终不忘，也明白老师在那个年代的用心良苦。高一时，政治老师是个女的。当时我坐在第一排第三列，同桌是杨汝勤。老师上课时与别的老师不一样，经常会嘴里含着一粒硬糖进教室，因为我坐得近所以能看出来。她还有一习惯，就是讲话中经常会带进“怎么啦！”，就象口头禅，无锡话称为“话搭头”。讲的内容听不进，为了度过那枯燥的45分钟，几个同学就给她的“怎么啦！”计数，下课后就互相核对，这节课有多少个“怎么啦！”。现在反思，真是很对她不住，不但她讲的内容不记得，连她的姓都忘了。高三时是班主任过老师讲课，讲的是哲学。虽然当时四人帮及其后台还处在阴谋策划时期，但学校已不可能用冯友兰教授书中的内容，只能是那个“矛盾论、实践论”，还有一些艾思奇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内容。

1963年4月30日，班上同学相约五一游蠡园、鼋头渚。当晚狂风暴雨，早晨雨仍很大。我和范崇乐骑自行车，从人民桥（当时习惯称西门桥，即原无锡县城的西水关）经通德桥、中桥，到蠡园。衣服湿透了。门票是5分钱，进园见班上同学到了不少，他（她）们是乘1路车。那天的蠡园就好像我们63届高三4班的包场。去鼋头渚时雨小了，面对蒙蒙细雨中的太湖，那种难以描述的情感人生中就这一次。现在那里不但门票上百，进去后的主要活动是如何避免碰撞于人流之中。

下午，雨停，我和范兄过长桥后左拐沿湖去梅园，经小箕山时，看到门口小桥没人，就想进去看看。（1953年前，上海回乡的亲戚摇条船能从湖区进入小箕山，后来就只能前苏联的人和官员能进了）。我俩才到桥上，前面就突然出现了个人，态度很好，告诉我们这里不能进，其实我们也只是去试试，因为当时无锡民间流传彭元帅软禁在里面。退到路上回看，发现水边芦苇丛中站着若干人。

范崇丹、范崇乐是亲兄弟，一班两兄弟的情况学校史上可能不多。前几天与崇乐兄家中通话，得知他身体尚未康复，记述作为挂念。

那时学校里流传过一事：教我班几何的孙老师，某次游蠡园，远见一人，象是周总理，想走近时即被拦截，回校后有关部门已在等侯找他了解情况。记忆中孙老师就住在学校附近。后来看过一资料，在那个时间段，周总理一生中为数不多的病休确曾到过苏、锡。那时数学分几门，代数、平面几何、三角、立体几何。教三角的老师年龄已很大了，住在学校的教工宿舍。现在还有他在讲台上用单位圆证明 [sin（α＋β）=sinαcosβ＋cosαsinβ]的印象。有一次冬天，冷空气袭击无锡，早晨第一节课是三角，但老师没来教室，等了一会才被告知他年老体弱，冻得起不了床。可见当时的教工宿舍条件并不好。
    1972年，所在厂招工农兵大学生，为报考的青工复习的人员由厂政工科审查指定。我同宿舍的一位搞测绘的中年技术员给青工复习数学，一次看到青工的记录本上居然是[sin（α＋β）=sinα＋sinβ]，大愕。

高三时，1、2班的物理老师姓杨，听62届的学长说过，杨老师曾预测62年的高考试卷内容，出现了失誤。63年他转为预测数学，当时1班的同学告诉我杨老师说：要用到对数表的数学题是不会考的。他讲得是有道理的，不知现在高中教材的情况如何，在六十年代，高中的教材中会有一本“四位数学用表”与课本一起发。内容有角度的正弦、正切值，常用对数和反对数。教材不能带进考场因此得出这个预测。

63年的高考数学试卷中恰恰有这一计算题，卷中列出了计算中要用的三列数据，既含有对数又含有反对数。题目并不难，就是考核基本概念“对数的尾数不能是负数，如果计算中出现负数，就在首数中加—1，把尾数转化成正数。”

“四位数学用表”只有十几页，在七十年代初，曾用过一“六位数学用表”，里面还含自然对数，多了两位有效数就有《辞海》的缩印本那么厚。

1960年是近代饥饿最严重的时期，民主街学校在黄巷有一农业基地。我们去劳动时有一专职的老师安排工作，看样子他与当地的农民关系很好。听年龄较大的同学谈起，他家庭困难，有时会拣别人扔弃的食物处理后使用，谓之“臭鱼不臭味”。高二时在一学校工会活动室见过他，躺在床上，请我帮他拿一东西，说“我这病不会好了，但你放心，它不会传染。”
    坦然面对生死，现在我们这些70左右的人能做到吗！

1960年的高一2班，同学年龄差有十岁，小的14岁，大的有20多。年龄小的有几个喜欢玩弹弓，常带到学校，课间就会拿出来拉几下，就象玩拉力器。他们初中时碰上除四害，那弹弓就是麻雀杀手。当时打麻雀有指标，层层分解落实到人，每人每天要交多少双麻雀的脚爪。到后来只要是鸟脚爪就行，所以许多燕子一类的益鸟也跟着遭殃。58年底真是个千山鸟飞绝。59年虫灾非常厉害。

弹弓用的弹药有几种，最简单的是小石子，还有自制的泥丸，用惠山泥人的原料做的属上品。也有个别的用轴承钢珠。

记得有天到校，见班上有几人神色奇怪，后得知，昨晚他们去锡惠公园玩，见远处一原初中的老师与其女朋友，可能想开个玩笑，一弹弓过去，不想打在老师的脸上。隔天见那老师脸上还有伤，记忆中该老师是负责校团委的。